数字化战略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成功举办

为加快推动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设，深入研究数字出版本体论、学科论、方法论、价值论、调节论、治理论、人才论、未来论等理论范畴，2022年5月14日，由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主办的《数字化战略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理论建构》（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学术研讨会在腾讯会议线上平台举行。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构学术研讨会的举办，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六周年的重要举措和题中应有之义。

本次会议邀请到来自出版学界和业界的众多专家学者出席，包括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杨海平、浙江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陈洁、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王鹏飞、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徐丽芳，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尹达，《新华文摘》编审刘永红、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均、《编辑之友》主编康宏、《科技与出版》主编苏磊、《中国出版》副主编杨晓芳、《中国编辑》副主编云慧霞、《出版广角》主编朱京玮、《现代出版》副主编张毓强、《出版科学》副编审杨丹丹、《出版与印刷》执行主编靳琼、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主任记者尹琨。项目课题组成员杜方伟副教授、王嘉昀博士后等参加会议，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李景玉、院长蔡锦达、出版专业青年教师代表丛挺、李杨、刘璐、李想等以及部分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学术研讨会。

会议伊始，版艺学院院长蔡锦达致辞，他向莅临会议指导的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近年来，版艺学院通过精准定位、内外协同，不断推动实现工文艺融创发展的新局面，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整体水平显著提升。未来我们也将多多举办类似学术研讨活动，诚挚地邀请学界和业界的专家领导为上海理工大学版艺学院的发展传经送宝，把脉指导。

会议现场

项目负责人张新新教授代表课题组汇报了研究成果，项目以数字化战略为视野，以数字出版理论体系建构为目标，立足本土语境、民族语境、时代语境，秉承学术原则、自主原则、开放原则，旨在以“数字技术赋能出版”为本质内核和逻辑主线，贯穿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学科论、调节论、治理论、人才论、业态论、未来论等理论范畴。

数字出版本体论，在提出“数字出版是指以数字技术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进行传播的新型出版”这一新概念之后，分别对数字出版性质、特征、研究对象以及范畴体系进行了阐释。

数字出版方法论，建构了——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专门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论”，专门研究方法包含数字出版关系分析法、“双效统一”分析法、数字出版案例研究法、数字出版技术方法等。

数字出版价值论，首次建构了“形式价值—目的价值—价值准则”为主体的数字出版价值体系，以及提出了数字出版价值定位和价值实现的模式。

数字出版学科论，旨在回答学科性质和学科体系两个基本理论问题，提出“数字出版是新文科，是具有交叉性、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宜下设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市场学、数字出版调控学、数字出版发展史、国际数字出版五个分支学科。

数字出版“调治论”是基础理论内核和核心范畴，“中国特色数字出版调治论”，建构了集“数字出版产品、技术、销售、项目”等在内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调节理论以及含“数字出版规划治理、财政治理、税收治理、安全治理、标准规范、数字治理、应急治理、安全治理、智库治理”等在内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治理理论，形成中国特色数字出版“二元调治”理论。此外，项目还阐述了数字出版人才论、业态论与未来论等相关研究成果。

随后，张新新教授对课题组目前的进度和课题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汇报，共累计发表论文成果26项，其中，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4篇、中国社会科学网全文转载2篇，后期预计会有多篇成果推出。

最后，张新新教授进一步介绍了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遇到的问题和改进方法，提出强化学术期刊共同体意识、加强学术期刊共同体合作的倡议。

张新新教授汇报项目学术成果

张新新教授进行成果汇报

上半场专家评议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卿在对课题组现有研究成果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分别就基础理论研究的作用和地位、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重点关注的问题两个方面进行了学术评议。

其一，基础理论是判定一门学科是否存在以及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出版学是应用性学科，但是应用的前提还是基础理论，整体而言，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较为薄弱，作为下位学科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则更为薄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的核心在于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深入、精准以及获得科学界的认同，是判定学科存在、学科属性、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边界的重要问题。

2022年5月17日，即是习近平总书记发表《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6周年。通过这次会议系统梳理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取得的进展和成果，也是数字出版学术界、期刊界贯彻落实“5.17”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和题中应有之义。

其二，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应关注那些问题？

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体系建构的关键问题包含“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三个关键词。其中，“中国特色”应当是其中的核心。聚焦“中国特色”，可从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凸显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要立足中国实践，基于中国实践建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构扎根的“中国实践”，首先是党的十九大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是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五年，是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二，是中国出版实践、中国数字出版实践。就具体业态而言：（1）我国的大众数字出版，或曰数字娱乐出版，实践最为成功，其典型代表是网络游戏出版、网络文学，是网络文学出海并取得了积极的出版走出去效果。（2）教育数字出版实践发展基于中间，我们在数字教材出版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是在数字教辅、有益于身心健康的课外读物数字出版方面，缺乏研究也缺乏成功实践。教育数字出版并非仅仅指数字教材、数字教辅，如何在推动学生群体身心健康领域进一步丰富数字出版产品服务的供给，这是亟需破解的实践难题，也是学术研究的时代之问。（3）学术数字出版，较之西方差距较大，比如在开放科学领域，我们的数字出版远远落后于西方；就此而言，成功的世界经验也是中国实践，而并非“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就是中国实践”。综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的学习、阅读需要以及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究竟是什么？这个是出版实践、数字出版实践要去回答的问题，也是出版科研、数字出版研究要去探寻的答案。

二是致力解决中国问题，围绕问题意识建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如前所述，就数字出版问题而言，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始终存在的：不平衡，即大众数字出版、教育数字出版、学术数字出版发展不均衡，其中以开放科学、OA转换等为代表的学术数字出版最为落后。不充分，即数字出版优质内容资源供给不足、优质产品服务供给体系尚未形成、数字出版内容与技术的深度融合不足，类似斯伯林格通过内容解构提供知识服务的国内典型案例还太少。

三是重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聚焦中国特色塑造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品格。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的“中国特色”体现在，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其二，坚持党管出版的原则，目前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中突出“调节论、治理论”就是立足中国实践、体现中国特色的经验总结和实践抽象。其三，数字出版属性体系的构成，尤其是旗帜鲜明的政治属性、意识形态属性，这也是数字出版理论建构中国特色的重要体现。这一点在《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最后，希望课题组再接再厉，继续深化和完善现有成果，尽快完成数字化战略视域下的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构工作。

方卿教授做学术评议

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杨海平，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一、 本课题以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学理论体系建设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本体论、方法论、价值论、学科论、调节论、治理论、未来论等理论范畴。研究内容宏观、庞大，着力梳理基本理论体系，为本学科的发展构建理论框架，以期指导数字出版、融合出版、智慧出版实际工作。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建议“学科论”分支学科设立进一步阐明基本原本则、逻辑，对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最好也作出相应的界定，以更好地体现数字出版本质、内涵及外延；业态论中“将重塑主题出版、教育出版、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数字版权等业态格局”，宜做进一步梳理，基于同一维度深入研究。

三、 赞同“未来论”中提出的“数字时空说”，建议借鉴媒介相关理论予以深入研究，以将数字出版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所有理论、模式、模型形成系统化。

最后，希望我们出版学界能有更多更好地类似著作！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王鹏飞，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构评议如下：

数字出版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新的社会现象，课题组从基础理论入手，思考宏阔、成熟。

在数字出版定位方面，

光是在流程方面改变面貌，而且在传播方式、叙事方式等方面提供全新的感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其中，数字出版究竟是传统出版的延伸，还是一种全新的革命性变革，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的建构要回应和感知“00后”这些数字社会原住民、这些读屏时代用户的认同问题。

在数字出版研究方法层面，数字出版研究方法也将由过去传统出版常用的文本分析转向更广泛的跨学科方法。技术维度的数字出版，需要更广阔的的媒介思维、媒介视野；更大的社会关怀和视野，研究方法需要被基础理论重视，方法宜从传媒到人文的转向。

在数字出版教育体系方面，在学科教育体系上需要进一步进行思考“既有出版理论能否延展、涵盖新的出版现象”等问题。此外，相较于新闻传播，数字出版更重视知识服务，数字技术的出现在信息服务上得天独厚，谁能占有优势，则无往而不利；纸媒逐渐式微并进行融合转向，已是不争的事实。数字知识服务、数字出版方式、数字发行跨越时空、数字学习阅读方式，给我们看待知识、看待出版物带来何种影响？需要在本课题中得到回答和相应。

关于“中国特色”这一关键词，目前中国出版学科研究，基础理论较少，基础理论较难、成果慢，知识积累要求更多更高；面对一个新的研究对象、日新月异的研究内容如元宇宙；更难的是建立“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我国对于出版的定位（课题组提出“调治论”）与意识形态的高要求是在全球出版中格外显著的，如古籍保护、开放科学等都属于管制或治理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可以与中国传统书业对照，从中寻求基础理论的渊源以及灵感，在理论寻找中，关照传统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思路，有助于课题研究的补充和参考。

王鹏飞教授做学术评议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数字出版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徐丽芳，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设进行学术评议如下：

课题组携丰富的实践经验，立足实践视角来开展研究，从观察者、研究者角度产出相应的学术研究成果；在此过程中要处理好数字出版学界、业界之间的辩证关系。目前数字出版领域的现状体现出一种实践与学术的割裂，这更加显示出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构建的紧迫性。

在作为理论内核的“调治论”方面，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需要关注调节与治理之间的辩证关系。此外，目前研究需要考虑到如何将西方先进经验、传统文化与数字出版新的事物相联系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联通中外、古今和新旧的问题。武汉大学罗紫初先生以及那一辈的学者，对学术建设之功，值得学习和追随：罗紫初先生的出版资源学说、王振铎先生的编辑文化缔造理论、王毅先生的出版商品理论等是宝贵的学术财富。在这方面，方卿教授对于出版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学界的反响，陈昕的出版经济学，周蔚华教授的出版当代史研究等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

数字出版基础理论建构，要形成一种理论自觉，我们是在对人类出版发展最新阶段的理论建构，基于该种理念，学术境界会豁然开朗。基础理论建构要着眼于融合出版，融合是个过程，包含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产品、服务等的融合，我们正处于一个融合的过渡阶段，需要以更加开放、兼容并蓄的心态开展研究。

数字出版研究要“名正言顺”，需要清晰界定数字出版的范围，才能确立数字出版研究框架和数字出版学科边界。新兴的数字传播、数字艺术等专业，专业知识模块、专业技术技能重合度较大，优势在于信息、资源、检索、文献、传播等学科知识交融，形成多元、宽广的知识基础，挑战在于模糊了学科专业界限。

数字出版学术研究要领先产业发展“半步”，关注产业实践，回应产业发展的痛点和热点问题。几年前开放获取成为理论研究热点，对当下的出版产业的开放获取实践、OA转换协议等产业发展热点问题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建议课题组可基于法学、传播学、管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和知识阈来丰富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

徐丽芳教授做学术评议

浙江大学出版社常务副总编，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洁，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从出版学者和出版工作者两个角度分析了数字出版理论研究和数字出版产业实践的关系及存在问题，数字出版的理论研究与产业发展实践存在着一定差距，数字出版的超前性、特殊性、与国际接轨等特点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提出数字出版研究应该立意于整个产业的转型。

出版产业发展实践推动和提升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研究以后，才能改变对出版的认识，才能对出版边界内有所作为；在新技术支持下，传统业态产生很多成果；但是目前缺乏产业内部结构、出版业与其他产业相关性的规律性研究。

数字出版产业、市场对数字出版理论研究提出新的需求。理论研究上的突破和创新，为出版产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主要在探寻新的机理和规律。

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有助于学科建设，基础理论研究是学科立足之本。出版学的理论体系和数字出版相类似，本体、价值、方法、调节、治理等构成了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的理论体系。

课题成果作为论著可以更加聚焦数字出版核心主题，提炼出中国特色的数字出版理念，提出中国数字出版的解决方案。

陈洁教授做学术评议

下半场业界专家学术评议

《新华文摘》编审刘永红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数字出版理论建构难度大，目前已搭建出40万字的理论框架，数字出版理论建构要取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可，要做出能够形成共识的高水平成果。

数字出版理论研究要做出“中国特色”，要厘清“中国特色”的参照物，数字出版技术是中立性的，要在“中国特色”方面深入思考。

数字出版定义的内涵和特征需要扩充延伸，数字出版的本体论研究对象应该涵盖数字出版活动、数字出版现象等。数字出版特征中“现代化”特征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有待商榷和进一步准确界定。此外，古籍数字化也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均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基础理论构建对数字出版学科发展至关重要，不能全盘套用国外数字出版理论来指导中国数字出版实践，要强调“中国特色”，以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

数字化战略在国家“十四五”规划“一化三新”的提法，是文化强国战略选择，课题从数字化战略视域出发数字出版理论，体现了研究的宏观高度。

我国出版实践呈现出数字化战略的深度、广度、高度、深度，匹配新技术、基于数字技术的出版新现象、出版产业新发展匹配度不高的问题，更加凸显出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构建的重要性。

课题应凸显数字出版的层次性，包括出版产品数字化、流程数字化、读者行为和体验、价值认同等五个层次的数字化。

课题组应加强与产业的学术联系，深化数字出版组织开发、商业模式、供求形态、价值形成等方面的研究，形成数字出版有机形态与有机理论，增强对产业的指导价值。

《编辑之友》主编、编审康宏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对课题研究高度赞同，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以及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背景下，课题成果价值更为不同寻常，体现出课题组深厚功力以及严谨治学的态度。

基础理论可靠性是学科成熟度的重要标志。短期内基础理论研究可能看不到效果、效率，需要有深厚的功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沉心静气，久久为功，“十年磨一剑”，实现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数字出版理论研究要突出数字化、网络化的理论建构，课题研究成果的贡献在于突显出版学地位和独立，突出数字出版的机制、机理、规律；突破数字出版狭义媒体的态势，转变为跨学科理论汇总的系统研究。

给出课题组学术建议：数字出版具有实践性、创新性、时代性，目前正处于开拓创新、发展成熟过程中，需要及时总结实践经验，理论研究要和实践结合，既要从宏观上探讨数字出版结构、要素、功能、价值等，还要深入研究数字出版产业链、策划理论、创意理论、效果理论等实践可操作的运作方法。

《科技与出版》主编、编审 苏磊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课题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初步完成了基础理论框架，26篇文章，已成为一定的成果规模。2020年张新新教授确定研究志趣后，一直坚持下来，并从概念出发，到完成一系列基本理论建构，渐成森林之态势。同时课题组秉持开放原则，吸纳青年学者加盟，不断思考和钻研，值得肯定。

学术期刊在出版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积极选择、刊发和传播最新的高水平理论成果，通过网络首发、微信公众号等，第一时间传播填补空白的文章，引导研究者关注和推进出版理论研究。

学术期刊要成为学术共同体交流平台，加强与学术共同体的联系，“编作相长”；理论研究要秉持开放原则，吸引青年学者加入，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

给予课题组学术建议，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还没有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还是一枝独秀，没有形成学术之鸣之态势。期待出版学界、数字出版学界推出更多基础理论的研究成果。

《出版科学》副编审 杨丹丹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对课题组的学术创作热情、潜力和勤奋钻研的印象极为深刻。

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是出版学科发展的几个根本性问题之一，也是难题之一。数字基础理论研究的视角除了宏观层面，还应该包含中观和微观层面。具体到学术出版，国内外学术出版在发展中存在差异，数字出版在教育出版、学术出版、专业出版几个领域表现不太一样；论文数字化和论著数字化又不一样。

数字出版研究中读者需求还没有得到充分关注，用户需求、市场、技术、市场和对象之间没有建立有机联系，需要将这些要素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出版广角》主编 朱京玮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从该课题的几个关键词“数字化战略”“中国特色”“数字出版”“基础理论”来看，课题有较高的研究难度，但是课题组思路清晰。感谢上理版艺学院的支持，课题组非常辛苦，注重理论架构，注重学术探讨，目前，初步成果已经显现。

理论研究成果与学科建设、产业发展、教育教学衔接和结合。学术期刊是促进学术成果发布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将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置于更广阔的国际视野看待，传播好中国声音，体现中国研究的共同体意识。

理论研究过程中要注重科学信息交流，学术研究过程中的启发和思考，也弥足珍贵。学术成果发布方式的多元化、多渠道，也是学术期刊值得继续深耕实践的问题之一。

《中国出版》副主编杨晓芳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课题组在学术研究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和期刊界也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期间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设计和构想，做过多次理论探讨。

从期刊视角，目前我们正处于社会科学第三次重大转型的浪潮之中，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凸显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显得格外重要。出版业在第三次转型之中发挥重要作用。能否抓住此契机构建中国特色数字出版理论体系，是关涉到我国数字出版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

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作为能否获得社会认同的基础，起着根本性作用。基础理论建构，首先要关注出版学本质，要从概念界定入手，厘清本质，探索出版学发展规律，反映普遍性规律以及中国特殊性规律，这是基本路径。

最后，学术期刊需要发挥引领力、传播力以及影响力，数字出版基础理论体系建构需要学术和期刊共同体建设，扎根数字出版社会实践，提出数字出版科学理论，探索数字出版科学机理与规律。

《中国编辑》副主编云慧霞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课题组结合《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的通知，分析和研究了数字出版人才建设理论相关专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出版“十四五”规划》提到新一代科技支撑引领、数字化、数据化、智能化等内容，对“数字出版”进行浓墨重彩的描述。

基于数字化战略的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恰逢其时，对学术界数字出版基础性研究工作起到引领性作用。课题组研究成果以数字技术赋能为贯穿，最后一部分对元宇宙做出展望，将最新技术融入出版，融入到出版产品、技术、营销、版权等环节。数字化战略视域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离不开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离不开数字出版三大体系建构，基础理论探讨和研究是大势所趋，非常及时，价值显著。

《出版与印刷》执行主编靳琼就数字出版基础理论研究提出学术评议如下：

出版理论对出版实践具有指导作用和价值。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十分重要，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需要出版产业吸收、融合最新的出版理论成果。

就数字出版研究方法论而言，案例研究很重要，经典的出版案例研究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不能停留在工作总结的层次，需要更加深入探究其背后规律。课题组人才论的研究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亟待突出构建更加完善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期待产出更丰富的理论成果，为业界提供更多理论滋养。

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书记李景玉作总结讲话。她表示，当前上海正处于疫情防控最吃劲的关键阶段，版艺学院全体师生坚持不停课、不停学、不停研，教学和科研工作仍然有条不紊的展开。今天的研讨会与会专家们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为项目的开展和推进提供了有益指导，未来希望能在新文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互相交流，密切联系，深化合作，共同为国家和社会培养输送高水平人才。

合影留念